清史专家曾评价乾隆帝：“他在位六十年，武功文治可谓盛极一时，国家风调雨顺，民生富庶。” 乾隆帝统治下的康乾盛世达到了巅峰，他刷新了两个纪录：一是最长在位时间，二是最长寿命，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的佼佼者。

然而，乾隆帝的个性充满矛盾：他在打击腐败与纵容腐败之间摇摆不定。尽管他对贪腐进行了严厉惩罚，采取了严格的防腐措施，但却宽容和珅这一“贪污之王”存在，放任其贪腐之行。乾隆帝的盛世气象与日后的衰败似乎相互交织。他的统治将盛世推向了巅峰，但也在无形中造成了政治和社会的僵化。而在他极力传承中华文明的同时，又以“修《四库全书》”为名，焚毁大量经典书籍，削弱了传统文化的传承。

事实上，盛世与衰世相生相伴，正是乾隆帝时代的主旋律。从后期的腐败现象逐渐显现到乾隆帝的盲目自大，外界的质疑和批评渐渐浮出水面。闭关锁国的政策，虽然在短期内有效地遏制了沙俄与英国的野心，却也将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，为后来西方列强的侵略埋下了隐患。

1793年7月，前驻俄公使、孟加拉总督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大沽，之后在接待官员的陪同下前往热河行宫。这个使团成员由科学家、作家、医官以及卫队组成，带来了天文仪器、车船模型、纺织品和图画等精美礼品。使团中还携带着英国国王为乾隆帝八十三岁寿辰庆贺的信函和国书。然而，马戛尔尼等人来中国并非单纯的庆祝生日，而是带着更深的目的：他们代表英国政府来华谈生意。

使团出发前，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·培林爵士写信给广东总督郭世勋，信中表达了通过此次使团访问促进中英友好和商业关系的愿望，并附带礼物，希望乾隆帝能喜欢。信件最后恳请乾隆帝派遣特使予以接待。信的措辞表示双方应该平等对待，构建友好的未来。虽然我们无法断定英国人的真实意图，但从这封信的表述来看，显然是以一种平等的外交姿态向清朝提出请求。然而，对于乾隆帝来说，这种“平等”的表达显然是不可接受的。郭世勋在翻译信件时做了精心修改，加入了中国上国的尊卑之分，使得信件的内容变得更加符合乾隆帝的意图。

乾隆帝的态度和接待基调也由此定下：英国等夷国在清朝面前应保持下属的地位，英王为夷国之主，马戛尔尼作为特使来祝寿，享有优待。虽然乾隆帝表面上对英国王的纳贡表示欣喜，但他也因礼仪问题感到担忧，因此命令马戛尔尼及使团在觐见时行三跪九叩之礼。

马戛尔尼对此表示拒绝，他提议自己可以下跪以示敬意，但不应使这一动作传达出他国臣属的象征。此举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悦，并且下令取消先前的优待待遇，表示不再允许马戛尔尼等人像之前那样享受特殊待遇。在双方僵持不下时，马戛尔尼提议采取一种折衷方案：模仿英王朝见礼节，采用单腿下跪。乾隆帝勉强同意，并在御花园接见了马戛尔尼及其副使。

当使团成员认为他们已经在礼仪问题上获得“胜利”，以为中英贸易谈判即将正式展开时，却迎来了令他们措手不及的打击——他们的要求全数被乾隆帝拒绝了。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？

马戛尔尼早在正式觐见前就与和珅和其他大臣商讨过六项要求，具体包括：增加通商口岸、在北京设立商行、为英国商人提供驻地、减免关税等。和珅表示，这些问题可以在马戛尔尼访问期间逐步讨论。但最终，这些要求都被乾隆帝一一拒绝。随即，和珅催促马戛尔尼一行尽快离京，并递交了乾隆帝给英王的敕谕以及礼物。

乾隆帝的敕谕中，明确指出这些要求不符合大清的现行政策，认为中国的物产丰富，无需依赖外贸。“岙门”通商已经足够满足英国的需求，且乾隆帝以大清国优待外夷为荣，认为英国应当知足。这些傲慢的语气中充满了对外国提要求的不满，认为英国的要求毫无道理。乾隆帝的态度可谓强硬，并坚决捍卫了中国的尊严。

马戛尔尼回国后，将他的旅行经历写成游记，批评清朝人民贫困愚昧，认为清政府的政策是自负的，固守陈规，缺乏进步。马戛尔尼认为清朝不过是一个“泥足巨人”，最终会因其自满和闭塞而崩溃。

英国的使节并不是第一次来华，早在明朝中后期，英国就尝试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。随着英国逐渐崛起，打破西方对东方贸易的垄断，英方数次派遣使者前来。尽管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，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开始增加，但清朝始终对外部世界持怀疑态度，甚至把与外国的贸易视为一种恩赐。

马戛尔尼使团的争执和失败，根本上并非因为礼仪问题，而是由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理念的碰撞。清朝视西方为“夷国”，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，所有的外交交往仅限于朝贡与回赠，这使得双方在沟通时存在根本性的障碍。

马戛尔尼如果选择屈从于乾隆帝的要求，可能会改善中英贸易关系，然而他坚守了自己的立场，结果却遭遇了乾隆帝的彻底拒绝。清朝在接待外使时的傲慢，既暴露了其封闭自大的心态，也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隐患。